王顥中 苦勞網記者
責任主編：孫窮理
太陽花學潮佔領立院，陸續有學生阻擋媒體採訪的狀況，議場內外學生與記者口角衝突的消息也頻傳，台灣新聞記者協會逕與學生代表協調後，狀況未見即刻改善。目前學生糾察針對記者進出議場的放行標準，可先參見「這篇報導」，對於學生要求查核記者證件使得採訪，有部分同業質疑這於法無據，我認為這種質疑不大具有說服力，退一萬步言，難道整個佔領議場的行動本身是「於法有據」的嗎？當佔領本身作為一個政治行動，它原先就是要打破既有空間秩序的，依循著舊秩序的法與不法，其實不是重點。
媒體不該沈溺舊秩序
論及新聞自由的正當性人皆稱是，但媒體記者作為資訊傳遞的渠道，過去相較於一般人已經是被國家權力百般禮讓的對象了。在眼前這個舊有空間秩序被破壞之時，媒體記者也不該理所當然地沈溺在過去的習慣裡，訴求「法」的保護，而應自己挺身向「新秩序」的建立者與維持者主張新聞自由。
事實上，許多同業對於查核證件的批評，並不是質疑「秩序」的存在，因為立法院向來都有採訪秩序，一般記者必須至大門訪客室換領臨時採訪證使得進入；要跑院會新聞、進入議場者，甚至必須是由具有「營利事業登記」的媒體機構向立法院官方申請識別，而這是極為不合理的採訪秩序，多數獨立媒體並非營利事業，也就根本無從進入。藉由管制而形成的秩序一直存在，過去不受阻的人不曾感受，也因此不曾出聲。學生要求查核記者證件，可以看成是學生在破壞立院原有秩序、經歷了短暫失序後，所嘗試建立的「新秩序」。然而，在建立過程中，卻又發生了諸多衝突。
新秩序引發的衝突
管制衝突的可能緣由，首先是涉及到運動的內部民主：「新秩序」的形成是否民主？由誰來授權進行空間管制？如何管制？這裡指的授權當然不是國家法律的授權，而是推動這場運動成功佔領的運動參與者的授權。議場進出管制所引發的衝突，並不是只發生在記者與學生之間，還有學生與學生之間、學生與「非學生」之間。許多第一波衝入議場的參與者，在短暫離開後就再也難以回到議場內，更別提那些不具學生面孔的社運人士以及更為廣大的一般市民了。
「新秩序」在初期經常是因人設事的，熟面孔的公眾人物，比起較不為民眾所知悉卻更長期實際投入運動者，往往要更為受到歡迎，如此一來，這個「新秩序」又如何能比「舊秩序」更具理想性呢？現在，學生要求記者採訪需出示記者證（但實際狀況是，糾察仍經常只承認立院發給的識別證），無異於排除了不具記者證的公民記者的參與。放眼現在政府各部會，多已開放公民記者採訪，各種大小眼或者口惠而實不至的狀況當然所在多有，但這個甫形成的「新秩序」直接制度性地排除公民記者，究竟是不是能比被它取代的舊秩序更為理想，實在是一大考驗。
衝突的另一個來源是，運動外部的人並沒有對「新秩序」的忠誠義務，好比說記者吧，他們並不是在這運動以內的產物。運動在剛剛挑戰過舊有秩序之後，如何說服外人接受這個「新秩序」？而假使遭遇到挑戰，例如有媒體記者主張捍衛新聞自由與入內採訪權時，維持「新秩序」的學生，是比舊有的空間秩序維持者更具包容性、更有溝通協調能力，或者更為威權呢？
最後，「新秩序」之所以為新，無非是質疑舊有秩序的統治正當性，這也是藉由「佔領」取而代之的核心意義。然而，要求記者出示立院換發的識別證，其實也就是首肯了舊的不合理秩序的延續與正當性。過去被立院心證為「假記者」的，以及那些根本沒有記者證的記者，一如以往地難以換領識別證進入議場採訪。而在議場週邊的秩序管理現場，又可以發現，當學生糾察經常無法自行判定出入資格時，竟又是仰賴立委助理甚至是警察來協助查核，但是警察與立委助理難道不恰好就是舊秩序的維持者嗎？
指出「新秩序」的諸多待商榷之處，不表示肯定過去的既有秩序。回到開頭所說，媒體的新聞自由，本該由第一線記者自己努力爭取。過去，這爭取的對象通常是竭力隱匿資訊的財團、避免統治危機的國家權力，如今面對學生，道理也是一樣的。在這個意義上，記者與學生切身的衝突摩擦，其實是個寶貴的學習機會。太陽花學潮以來，許多在主流媒體工作的記者朋友初次體驗到採訪受阻的經驗而抱怨連連，但這卻是許多獨立媒體工作者與公民記者在過去的舊秩序當中非常普遍的日常工作經驗。
以上所說，是我對議場內學生管制媒體的質疑，也希望所有媒體工作者一起重新思考所謂新聞自由，以及它如何可能。
文章來源：苦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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