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二二八

作者：張智琦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生、苦勞網特約撰稿人


今年二二八前後，全台各地掀起「惡搞」蔣介石銅像的行動，輔大、陽明、政大、東吳、東海等校的蔣介石銅像紛紛遭噴漆、撒冥紙、披麻衣；校園之外豎有銅像的公共場所，也成為民眾的破壞目標。青年行動者眾口同聲地呼告「勿忘二二八」，然而，他們要世人記得的，是什麼樣的二二八？二二八的歷史面貌是否因此得到彰顯？


從銅像被噴上的各種話語，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表面上創意百出的惡搞行動，實則共享著相當一致的二二八敘事，亦即：蔣介石和國民黨是所謂的「殺人兇手」和「威權遺毒」，我們應該追究蔣和國民黨身為加害者的責任，如此才有助於推動台灣的「轉型正義」，邁向歷史的真相和國家的正常化。之後圍繞著蔣介石銅像是否應拆除的爭論，也不脫「反蔣、反國民黨」的論述框架。在此論述中，二二八變成一幅極為簡化的「加害者」（蔣介石、國民黨）屠戮「受害者」（台灣人民）的圖像。

這樣的二二八論述，至少存在兩個問題：第一，今日的二二八紀念並非像許多人說的「沒有加害者」，而是正好相反，加害者不厭其煩地被指認出來，同時，受害者的位置也不斷被凸顯，然而，全面、深刻、複雜的歷史視野卻缺席了；第二，反蔣、反國民黨、召喚台灣人族群意識的論述策略，讓支持清除蔣介石銅像和獨立建國的民進黨及新興台派勢力，能夠持續從二二八攫取最大的政治利益。「臺左維新」和「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在噴漆行動後發表共同聲明說，他們肯定台南市長賴清德和桃園市長鄭文燦擬將蔣介石銅像移出校園的政策，並期待其它縣市首長響應，這顯示出二二八不再是專屬於綠營的政治籌碼，主張激進台獨的青年行動團體也開始搶佔「二二八受難者代言人」的道德高位。

現在主流的二二八論述的荒謬之處在於，它既無助於我們歷史地認識二二八，還進一步以台獨意識形態反向詮釋二二八。在這個歷史和政治的雙重困境下，我們實在有必要跳出民進黨及新興台派勢力編造的歷史敘事，重新思考二二八。下面我將循著一體兩面的思考路徑，重新去探問1947年包括台灣在內的「國內」形勢、二二八作為一個反抗運動的性質、該時代台灣人民的情感和認同結構，找回被刻意遮蔽的歷史事實。

首先，我們必須在「中國」內部思考二二八。過去對二二八的認識，長期侷限在台灣的範圍，或視之為「台灣史」上的重大轉捩點，或曲解為台獨運動的濫觴，而無法充分掌握它的前因後果。1947年的二二八事變，肇因於國民黨接收台灣後的貪污腐敗和欺壓民眾的行徑，然而，唯有將二二八的背景放在整個中國的政治經濟脈絡來考察，我們才能理解國民黨官僚及其維護的資產階級的貪腐統治，並不只是台灣一地面對的問題，國民黨接收中國東北淪陷區時亦是貪得無厭、魚肉鄉民。換句話說，光復後台灣人民遭受的剝削和壓迫不是什麼特例，而是國民黨從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取得政權以來中國廣大人民的共同經驗。

若我們把二二八事變置入國共內戰的脈絡，重新思考二二八的另一個面向──社會主義的角度便會浮現出來。二二八爆發時中國內戰正熾，內戰的主因是代表大地主階級、買辦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與代表工農群眾利益的共產黨的鬥爭。當時中國各地左翼學潮頻仍，在這個局勢下，二二八是中國內戰下人民起義的一部分，且與共產黨人投身的革命戰爭相互呼應，因而具有團結反抗國民黨暴政的進步意義。事實上，二二八事變中共產黨的組織起到重要的作用，如台共謝雪紅領導的「二七部隊」、中共台灣省工委武裝部長張志忠和日據時代農民組合領導人簡吉成立的「嘉南縱隊」等等，在二二八事變期間進行了激烈的武裝抗爭。與一般的印象相反，彼時的台灣人民並無台灣獨立的意識，而是懷抱改造祖國的心情，所以二二八後，才產生了對國民黨的「白色祖國」感到失望，轉而認同共產黨的「紅色祖國」的一代人。

二二八事件中投入二七部隊的陳明忠(右圖)日前上政論節目談論過往歷史。 (翻攝網路)

一些曾參與二二八的左翼抗爭者，如時任二七部隊突擊隊隊長的陳明忠，為這段歷史留下了珍貴的口述記錄，前陣子也特別上政論節目分享自己的親身經歷，他的證言卻輕易地被「蔣介石銅像拆不拆」這類沒有歷史感的口水仗所淹沒。然而，迴避中國內戰和革命的歷史，迴避二二八當中的社會主義路線，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二二八，更不可能理解後來1949年的四六事件對左傾學生的逮捕和處決，乃至於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對共產黨人的全面肅清。今日二二八論述中失卻的關鍵拼圖，正是台灣人民為追求「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政治理想而奮戰的歷史事實。

重新思考二二八，除了使自己不至於淪為藍綠操弄的工具、無愧於歷史中受難的先行者們，更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從中形成一個具左翼歷史視野的政治立場──倘能如此，眼前的路也就清明多了吧。

文章來源：苦勞網 重新思考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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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左翼社會主義折翼